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办法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96年10月16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6年10月16日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鼓励台湾同胞在本市投资，保障台湾同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与台湾两地的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作为投资者在本市投资的，适用本办法。
台湾同胞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在本市投资的，以及居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台湾同胞以个人身份在本市投资的，也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依法及时办理台湾同胞投资事宜。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本办法，对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企业进行认定，接受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诉，并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台湾同胞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工作。
第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本市兴办企业，应当依照规定向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本市兴办的企业，涉及行业管理或者许可证管理的，在取得国家或者本市有关部门批准文件、许可证后，按照前款规定申领批准证书，领取营业执照。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认定台湾同胞投资者，凭其提供的本市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其中属于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还须凭其提供的境外企业所有权、股权证明文件和下列证件之一：
（一）户籍证或者其复印件；
（二）身份证；
（三）台湾地区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四）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文件。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对经过认定的台湾同胞投资者，应当颁发认定证件；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随行眷属以及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聘用的台湾员工，也应当发给相应的证件。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凭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颁发的认定证件，可以享受本办法规定的有关优惠待遇。
第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委托亲友作为其投资代理人。代理人应当持有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第九条 台湾同胞在本市投资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一）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全部资本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二）开展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合作生产；
（三）开展国际租赁业务，承包或者租赁企业；
（四）购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
（五）购置房产；
（六）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且开发经营；
（七）以“建设＿经营＿移交”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十条 本市鼓励台湾同胞投资下列项目：
（一）发电站、热力站、煤气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水利枢纽、城市道路的新建扩建、桥梁、公共交通、环境卫生和园林设施；
（二）公路网中国家级主干线、高速公路和一级汽车专用线；
（三）危陋房屋改造、安居工程和其他住宅建设工程；
（四）国有工业企业改造；
（五）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新技术、优良品种引进；
（六）基础原材料和高新技术、新兴产业；
（七）本市鼓励兴办的其他项目。
第十一条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台湾同胞可以在本市投资经营以下项目：
（一）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代理人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金融、保险、外汇咨询；
（二）合资、合作经营商业零售、批发；
（三）合资、合作经营物资供销；
（四）合资、合作建设、经营高档宾馆、别墅、高级写字楼；
（五）合资、合作经营旅行社；
（六）合资、合作经营会计、审计、法律咨询服务；
（七）合资、合作经营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
（八）合资、合作经营发展教育、文化的项目；
（九）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台湾同胞可以投资经营的其他项目。
第十二条 本市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十三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本市投资的财产、工业产权、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
第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经批准的合同、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其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受干涉。
第十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依法获得的投资收益、其他合法收入和清算后的资金，可以依法汇回台湾或者汇往境外。
第十六条 经海关批准，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可以设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
第十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除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之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对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另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强制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参加各类培训、评比、赞助等活动。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台湾同胞投资者有权拒绝并向有关主管部门举报。
第十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在下列方面与本市市民享受同等待遇：
（一）住房租赁费；
（二）住宿费；
（三）医疗费；
（四）私人电话初装费；
（五）乘坐车船费；
（六）子女入托、入学费；
（七）文化、体育、娱乐场所和其他公共场所收费。
第十九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在本市购买飞机票和缴纳购置房产契税时，依照国家规定予以优惠。
第二十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依法成立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依照法律、法规和经批准的章程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一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因商务或者其他活动需要出境前往其他国家的，可以到市公安机关申请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第二十二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员工可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应当保障工会组织的正常活动。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应当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并严格履行，保障员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十三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与投资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当事人未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投诉、申诉或者控告，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台湾同胞投资者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接到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诉，应当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并自接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投诉人。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转交有关行政部门处理的投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办理。
第二十六条 扰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侵害台湾同胞投资者人身、财产权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0月16日
对利害关系人单独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应主动追加第三人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3月10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我们认为：该条司法解释内容直接明确了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人可以单独或共同为原告的法律主体地位，即利害关系人可以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一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本文仅探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应否主动追加第三人”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讲述一个我们在从事行政诉讼律师代理业务中实际碰到的案例。

案情简述：

2004年8月6日，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关村陈某口头委托山东省东营市的夏某（陈某朋友）运送一批燃烧用油（名称为“一线蜡油”）去山西销售。夏某个人无任何资金和实力从事该笔油运业务，于是，其说动私营个体户老板袁某做该笔业务。因夏某当时为袁某聘用的货运司机，袁某对夏某的话亦深信不疑，所以袁某同意做该笔业务。

2004年8月8日，袁某从山东省垦利渤海重质沥青厂购买了33吨燃烧用油，委托夏某和张某（袁某聘用的另一司机）一块开车前往长治市长治县送货。2004年8月10日，当载油车辆行至长治县城收费站处时，被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车辆强行拦住检查。随后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销售不合格柴油”为由对夏某作出行政处罚，将该车载33吨燃烧用油全部扣押并没收。夏某对自己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身份未提出异议，并自行决定放弃处罚听证程序。

2004年11月4日，袁某以具体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向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不服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的行政诉讼。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并当庭裁定袁某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裁定主要理由是：1、袁某非该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2、袁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与被扣押没收的33吨柴油有事实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该裁定，袁某当场表示不服，并上诉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袁某在上诉状中要求增加行政行为相对人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夏某为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不符合被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条件，并对本案一审裁定予以维持。　　

追加第三人法理透析：

上述案件中，袁某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被扣押没收33吨车载油品的所有权人）单独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自然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内容的，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也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内容。但是，其要求法院追加夏某为第三人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袁某正是依照该司法解释规定要求法院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但问题是该条所指的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是否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呢？

如果此处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必然引起“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概念的混淆。按照通常的理解：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指向或行政处罚或制裁文件所载明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害关系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非直接指向或行政处罚或制裁文件直接载明、但其权益却实际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

如果此处的利害关系人不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那么必然产生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个别案件中利害关系人和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确实存在利益冲突或利害关系”的矛盾事实。正如在上述案件中的袁某和夏某，两人在被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扣押没收的33吨车载油品权属问题上肯定存在着权利冲突或利害关系。

毋庸质疑，在涉及财产权属的行政案件中，财产的所有人是案件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还是以本案为例，夏某虽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但其财产或权利却未必受到损失或侵害，而且夏某是否有资格成为该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本身就是需要经法院审理才能最后确认的内容。所以，我们认为：本案既然是袁某，而不是夏某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就应当主动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只有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才有可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而本案一、二审法院却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就作出裁判，显然是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从法律推论角度看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我们也似乎必然推出“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主动追加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结论。因为在“存在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只有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该司法解释规定都要求“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在行政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对案件审理的重要性显然高于或至少不低于“部分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吧。即如此，法律为什么不明确作出“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主动追加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呢？我们期待着立法或司法机关及早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