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暴露的必然性分析

李钢


　　一方面党中央及各地党委、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不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各领域、各岗位、各级别干部“前腐后继”，一片“无畏就义”的景象甚为壮观。当前腐败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一些资料数据显示，“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腐败现象的一大特点是，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国内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凑攵缘鼻暗母?苄问坪吞氐悖?岢隽 “腐败落势化”新概念。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各层级甚至基层渗透。笔者欲从人性的趋利性、人际关系网的扩张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对腐败行为的暴露必然性进行研究论证，以警醒广大腐败分子，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三思后行，莫入歧途；同时也希望借此引起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切实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不断完善制度建设，落实“严是爱，宽是害”的初衷，真正爱护、挽救我们党辛苦培养起来的各级干部。

一、 腐败的定义和主要表现形式

　　所谓腐败行为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利益冲突中以个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将公共权力或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以谋取个人私利，从而侵害公共利益和违反法律、党纪、政纪规定的行为。其本质就是公共权力寻租者与利益追逐者之间为非法谋取双方利益的合意与合作，其主要以人际交往为平台，以利益需求为动机。
　　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以权谋私。这样的人大多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此种类型以内部人员勾结，以隐瞒、骗取、盗取为主要手段；二是权财交易。公共权力掌握者与利益追逐者之间达成合意，合谋寻找体制漏洞，通过掌权者的运作为利益者谋取利益，而由利益者支付掌权者财物。具体的交易形式即包括支付金钱、礼物、不动产等实物，也包括金融资产、可以用金钱来定价的美色、服务等无形物。一切腐败行为都是腐败分子之间或者腐败分子与利益者之间，以违法违规使用公共权力为手段，以各自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的合意与合作。从人际交往学上来分析，腐败行为就是腐败分子与腐败参与者之间为实现以权谋私、权财交易的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互动行为。腐败必须建立在人与人的交往、合意、合作基础上，对腐败的认识就离不开对人际交往的分析。

二、 人的趋利性和人际交往扩张性分析。
　　人人都有趋利的特性，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否认这一点的人并不会抛弃自己的趋利性，而是想欺骗他人。人性趋利不仅是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人的心理需要，同时又是社会获得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强大内在动力。事实说明，物欲需要用精神来控制，但完全阻断又是无法实现的；既对物欲加以合理的控制，又允许其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满足，这才是恰当的方式。
　　邓小平曾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既然人的趋利性带有共性，人的趋利性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之欲望的永恒存在、公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公权与私权行使主体的同一性、公权与私权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等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制度体系总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制度存在漏洞，人的欲望就开始活跃，继而膨胀；获取利益越多，欲望冲破制度约束的动力也越大，腐败产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无论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还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其人性中都存在善与恶的交织，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本性是不可否认的，善与恶的此消彼长依赖于所受教育、对善与恶的认识和取舍、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交友圈子等因素。人同时又有类聚的习性，相同价值取向和兴趣爱好的人比较容易沟通、交往，从而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一旦以个人私利为首要选择的人员有机会相识，便会臭味相投、物以类聚，甚至会为了达成谋取私利的目的而煞费苦心创造相识的机会。一旦此类人群形成小圈子便会互为催化剂，点燃趋利的发动机，变本加厉地追逐个人私利。而人的趋利性决定了人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对私利的追逐也是很难停止的，对于曾实现过非法欲望、享受过权财交易甜头的人就更难停止。
　　基于人的社会性和趋利性特征，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以他人为中心不断将人际关系网向外扩散，使不同的人际关系网迅速延伸和相互交织。掌握公共权力者不断跟更多的利益追逐者交往，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便会实施合谋、合作以权谋私行为；而利益追逐者也会不断跟更多的掌权者交往，寻找更多谋取私利的机会，满足各自逐利的心理需求。一张围绕私利的获取而展开的复杂、严密的关系网络形成，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关系网交叉编织而成，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就如同关系网络的一个节点，渺小但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节点的暴露就会牵连任何一个其他节点，这在理论上来说是绝对的。近些年所查处的串案、窝案就是很好的例证，往往是一人事发便会牵出一串、一窝，而且某些案件的打击面比较窄，并不是因为无法扒出萝卜带出泥，而是党委政府基于稳定和挽救干部等考虑的仁慈。所以，掌权者和利益追逐者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在这张庞大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纠正所谓“我知、他知、天知、地知”心理，摒弃掩耳盗铃式的侥幸心理和自我安慰，正确认识腐败必暴露的理论，为自己的前途、家庭的完整幸福考虑，管好自己的脑、控好自己的手、驾好自己的欲，莫贪心、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三、从腐败形势分析。
　　其一、目前腐败案件中尚以贿赂为主要形式，由于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在查处此类对合型违法违纪行为时的手段、力量有限，在获取证据时往往依赖一方的交代、检举揭发，而促使当事人主动交代、检举揭发的重要法宝就是《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六十八条有关自首、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规定。因此，腐败参与者只要因某事暴露，基于趋利性的本能，为了减轻责任，权衡利弊后，往往会作出主动交代、检举揭发自己所参与、所知晓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情况，以他为中心或他参与的关系网络上的所有节点（包括掌权者和利益追逐者）都有暴露的危险，而且从理论上来看暴露是必然的。目前我们的法律对利益追逐者的处罚相对于掌权者来说要轻很多，而利益追逐者的逐利欲望是无穷尽的，他会像一台永远不知疲惫、永不停歇的机器一样不断要求掌权者利用职权满足他膨胀的欲望，一旦无法满足或者利益分配出现冲突，他就完全有可能出于泄恨、报复的目的而检举、揭发掌权者，以自己受较轻处罚或者免予处罚的代价满足自己报复的心理，这种或然性的因素更加巩固了腐败分子暴露的必然性。其二、以胡锦涛为中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尽管当前依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些领域的腐败易发多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一些腐败案件没有得到查处，一些腐败分子得幸逍遥法外。但这只是我们实现制度反腐转型过程中的短暂现象，随着制度的健全、惩治力度的加大，我们的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必然会依纪依法查处腐败案件，并且会事无巨细地深挖一切线索，让所有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三、随着社会和网络监督的日益发展壮大，腐败关系网络的任何一个节点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有可能被群众和网络发现，暴露的缺口或许是手机、电脑、一言一行、亲人、朋友等等，凡是腐败分子所接触的人和物都是潜在的暴露缺口。一旦被群众和网络发现，就不仅仅是坏事传千里那么简单了，它可能会使腐败行为上至中央下至偏远山村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腐败分子自以为可靠的关系网和靠山瞬间坍塌、失效，自己也就只能扮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角色，从速、从快处置是必然结果，从而加速了腐败关系网络的暴露与瓦解。
综上所述，基于人的趋利性和人际交往扩张性的特点，再加上惩治腐败和社会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强，腐败行为的暴露将是必然的。广大腐败参与者或腐败潜在人员要认真权衡腐败暴露必然性的沉重成本与腐败肤浅性、短暂性、不稳定性的收益，为自己的前途命运、为家庭的幸福美满，自觉远离腐败，主动监督腐败。

代理词（重审）

陈广威 陈勇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受原告委托，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斟酌：
一、医疗费问题
原告第三次住院的医疗费是所谓本案争议的焦点。原一审借以“肺内感染与肇事伤害无直接因果关系”为由，否定了原告第三次住院包括治疗骨折的全部医疗费是明显错误的。理由如下：
(一）、依据“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1]。”
(二）、司法实践中，医疗费不仅包括本身治疗人身损害的费用，还包括因受到伤害引起并发症的相关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是受害人看病所需的费用，只要有证据予以支撑，都可以列明要求赔偿。赔偿义务人若有异议，由其进行举证，证明该费用的确是不合理的、没必要的和不相关联的，否则法院就应当支持。
(三）、据有关专业资料介绍：
1.非法侵害所致的人体损伤往往是特定的，就临床医学而言，侵权行为存在的直接因果关系只涵盖该损伤本身，其所致的并发症，往往体现了疾病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一般病理过程，它们经常形成一个看似无关，但确实存在着内在必然联系的疾病锁链。
2.人体众多系统、器官和组织是相互依赖、协调和调节，在其突遭打击形成损伤时，其相关的系统、器官和组织将发生病理改变。这些改变由于与损伤关系密切，所以称之为损伤并发症[2]。
(四）、据鞍山市中心医院骨科医务工作者介绍：中老年骨折患者，创伤和手术后，需卧床休息，这就导致其肺通气不足，膈肌活动差，咳嗽反射受损或受抑制，支气管痉挛和脱水等。因此，极易引起支气管分泌物滞留，导致肺段不张，进而发生肺内感染。医学上称之为骨折并发症坠积性肺炎。俗称“坠积”。
(五）、据查阅有关专业权威著作:
1.医疗费的赔偿原则是“以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3]。”
2.用证据的观点看待损害赔偿，通过举证“由受害人对支出的医疗费提供证据。证据包括并发症的证据。法官对其证据，应结合病例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予以确认[4]。”
3.确定损害赔偿必须依据相当因果关系[5]。
(六）、原告肺内感染与肇事伤害完全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1.原告第三次住院距肇事伤害只有22天，虽然是先在内科病房治疗肺内感染，但同时也治疗骨伤。否则，医院不可能在控制住原告肺内感染后，随即将其由内科病房转入骨科病房继续治疗。
2.原告肺内感染的原因十分明确：就是突遭伤害免疫功能被抑制，卧床产生坠积；
3.骨折，不仅为肺内感染提供了条件，也是肺内感染的直接诱因；
4.肺内感染不仅发生在骨折治疗期间，且是骨折并发症。所谓骨折并发症是指在骨折治疗过程中，由骨折引起的、与骨折有关的另一种疾病。而骨折并发症肺内感染，在医疗和司法实践中是最常见的损伤并发症之一；
5.针对原告肺内感染是骨折并发症，医院出具了明确的诊断[6]；
6.医疗实践中，中老年骨折患者，产生坠积[7]，在一般的医疗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
7.如果没有骨折这一伤害后果，原告不可能产生骨折并发症肺内感染；
8.原告对自身遭受伤害的后果不存在任何故意或过失，更不存在故意患骨折并发症肺内感染讹被告。而原告损伤的后果恰恰是由于被告的过错行为造成的；
9.原告不仅阐明了有充分依据的医学和法律证据，而且，证据真实、可信，证据链完整、清晰，足以认定导致此案的损害结果，和证明有关此案的全部事实。
（七）、原告第三次住院完全按照医院的要求诊断治疗，从未提出过任何非分的要求，扩大医疗费的支出。医生诊断确切，治疗按医疗常规。医院出具的诊断、病例、医药清单、费用明细等，详细具体、客观真实，完全可以作为证据采信。
综上，原告的举证，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告虽有异议，但始终没能提出有充分依据的医学和法律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8]，原告关于全部医疗费的主张都应当得到支持。虽然沈阳医大出具的鉴定书仅在“分析说明”一栏中，书写了“我们认为无直接因果关系”，但未出具结论。据咨询某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有关教授、研究生等，他（她）们均表示，不愿做这方面的鉴定，原因是医学界的意见往往不统一。同时，也有风险责任。因此，一般只作说明，不出具结论。本代理人认为，无直接因果关系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当因果关系。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有直接、间接和相当因果关系等多种，而确定损害赔偿，完全可以依据、甚至必须依据相当因果关系。
二、护理费问题
原一审只判决12天的护理费是极为错误的。因为：
(一）、依据“护理费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9]。”
(二）、据查阅有关资料，和咨询沈阳医大、鞍山市中心医院等骨科医务工作者，均证实“胫骨骨折医疗终结时间为3-6个月。”众所周知“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一极为普通的医疗常识，原告是骨折、又患有骨折并发症、且致残的老人，12天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吗？
(三）、原告受伤后，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澡、自己移动等行为都不能自己完成，完全属于“绝大部分护理依赖”。
(四）、原告三次住院，长期医嘱均为Ⅱ级护理。所谓Ⅱ级护理是指“对病情稳定重症恢复期的病人，或年老体弱、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不宜多活动的病人进行护理。对Ⅱ级护理病人，规定每1-2小时巡视一次。”这充分证明，原告住院期间，一直是需要全天24小时的护理。原告一出院就不需要护理了吗？
(五）、依据鞍山市中心医院2005年3月2日出院小结“住院诊治情况：患者处于消瘦、营养不良状况，坐轮椅改善长期卧床引起肺内感染并发症。出院医嘱：减少卧床，多坐轮椅活动，减少并发症”。这充分证明，原告当时的生活自理能力情况是：原告虽经50多天的治疗，也只能勉强坐轮椅活动，还仍需护理。
(六）、骨折患者出院并不等于康复，在其未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出院也需护理，这是人知常情。
(七）、“伤筋动骨一百天”，康复也是因人而宜，老、弱、病、残等人，康复肯定要慢些。
(八）、 按当时雇佣护工的行情和原告的身体状况，原告正常支付了113天的护理费4420元（其中：54天分昼夜两班护理；59天仅白天护理）。原告受伤害113天时，勉强能生活自理。
(九）、前文已证实了原告肺内感染与肇事伤害完全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综上，原告主张三次住院每天两班和共计113天的护理费是于法有据的，应当得到支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原告雇用的护理人员，每班的工作时间为12小时，是1.5个工作日。原一审按每天一个工作日8小时工作制的计算方法，显然是错误的。
三、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问题
原一审判决极为错误。因为：
(一）、依据“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包括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10]”；
(二）、依据中心医院出院小结“住院诊治情况：患者处于消瘦、营养不良状况。出院医嘱：加强营养”；
(三）、一位骨折且多处受伤的老人不仅需要治疗，也需要加强营养，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
综上，原告先后住院50天，每天要求15元的伙食补助费，依据民事审判裁定“营养费为伙食补助费40％～60％的计算标准”，原告主张750元的伙食补助费和375元的营养费，于法有据，应当得到支持。原一审否定了33天的伙食补助费和全部营养费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