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触犯刑法不应当视为无罪

朱家佑


从目前的传媒报道及司法实践看，实施了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在侦查阶段一旦被认定行为时有精神病，就被公安机关“无罪释放”。精神病人“犯法无罪”是社会上通行的观点，由公安机关将精神病人“无罪释放”也是惯常作法。这种认识和作法既不合法，又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对此，笔者认为精神病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移送起诉。
一、精神病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犯罪、无罪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来看，罪与非罪有明确的界限、犯罪与刑事责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1、关于“罪”与“非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据此规定，犯罪是侵害社会正当秩序和权利的行为，其显著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处罚性。该特征由刑法分则描述与规定的，刑法对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特征、处罚尺度和标准皆有规定。因此，任何人，不管其性别男女、年龄大小，是正常人拟或是精神病人，触犯了这些规定，都应当认定其行为是犯罪行为。
行为后不认为是犯罪的唯一例外是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即刑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刑法的这些规定为正确区分犯罪和无罪划定了明确的界线。
2、关于犯罪与刑事责任
为避免行为人再次犯罪、惩罚肇事者和警示他人，刑法规定了追究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处罚。但是，犯罪行为的应受惩罚性是应然的，实际上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要不要判处刑罚，尚有其他考量。因此，犯罪通常与刑事责任相联系，但并不意味着犯罪后必然有实际的刑事责任承担。
基于设定刑事责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行为人再次犯罪，刑法对那些适用刑罚无法达到该目的的犯罪行为人，不要求其负刑事责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为此，刑法设定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除此之外，对精神病人等特殊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法也作了特别规定。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从上述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的人，无论其是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还是精神病人，刑法只规定了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不予刑事处罚，并未排除其构成犯罪。故此，对于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不应当认为其“有病无罪”，更不应当将其简单地一放了之。
二、对精神病犯罪嫌疑人应当移送起诉
实践中，一旦确认犯罪嫌疑人是精神病人，公安机关随即撤销案件，有条件的将行为人移送强制医疗，更多的是由公安机关径自“无罪释放”，而不移送检察机关。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加害行为人不能得到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标准的审判和惩罚，被害人在心理上得不到慰籍；将行为人放任到社会，将会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险。并且，这种作法也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后，一般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判决。在这一程序中，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在于查清犯罪事实，收集提取指控犯罪的证据。侦查阶段所谓的“犯罪事实”是指，由何人在何时、何地基于何原因为了何目的实施了何种行为，造成了何种危害后果。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由犯罪嫌疑人实施、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由检察院审查后最终由法院判定的。侦查阶段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只是程序上的认定，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没有终局的确认权。因此，公安机关只要在实体上查明了上述案件事实的各要点，在程序上就应当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即使公安机关怀疑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也应移送。
三、以精神病为辩护理由不应由控方提出
实践中，常常发生公安机关主动申请司法鉴定，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的事例。但是，精神病作为一种辩护理由，应当由辩方提出，而不应由作为刑事诉讼控诉一方的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提出，尤其不应当由公安机关提出，理由有三：
其一，尽管刑事诉讼法有鉴定及侦查中撤销案件的规定。但侦查过程中鉴定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案情即案件事实，而根据上述案件事实构成，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属于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撤销案件则是指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因此，作为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不应当主动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申请司法鉴定，也不应在鉴定确认为精神病后撤销案件。
其二，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辩护存在于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阶段，因此，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者代理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公安机关没有查证的义务。
其三，只有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后，基于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检察院或者法院才可以请专家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判断其刑事责任能力。并分别由检察院依法根据具体情况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决定，由法院做出有罪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或者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其犯罪时的精神状态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
此外，作为刑事诉讼中控诉一方检察院，不仅不应主动提以精神病为辩护理由，在辩方提出“精神病”的辩护理由时，也只有解释和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身心健康的责任。这种理解与国际上通行的作法也存在一致之处，美国部分州在诉讼中只要有人提出被告人有精神病，政府便负有证明其健康的责任（也有一些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把证明被告有病的责任加在被告人一方）。
四、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的处理
根据以上理解，对于任何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应当由公安机关依据正常程序在侦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对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者代理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应当告知其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院提出，或者在法庭审理阶段向法院提出。
检察院依据被告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可以延请专家对被告人实施违法行为时的以及审判阶段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和鉴定。经鉴定，如果被告人在触犯刑法时确实患有不能够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时，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其作不起诉处理，交由专门的精神病院比如安康医院强制治疗。检察院也可以根据相关证据，解释、证明被告人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然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法庭审理证实危害行为人确有精神病时，应当判决被告人行为触犯刑法，基于其精神状况免予刑事处罚，交专门的精神病院比如安康医院强制治疗。
凡因触犯刑法而收治于安康医院或者其他精神医疗场所的精神病人，应当实行免费治疗。检察院、法院、精神病鉴定机构三方应当协调设立专责小组，对该场所收治的精神病人的治疗效果及精神状态进行定期评估。经评估认定某精神病人确实痊愈、不致再危害社会时，方可准许其回归社会。
在我国的香港地区，法院对于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也是根据情况将其收押于惩教署下设的一个高度设防的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精神失常的刑事罪犯及危险凶暴的囚犯，均在这中心接受精神治疗。并且，该中心有精神病专家适时到访，为法庭评估犯人的精神状况。在澳门地区，倘若犯罪嫌疑人被证实精神有问题，法官会依据其精神失常状态及所犯事实的严重性，命令将其收治于康复场所、治疗场所，其所处状态同样是失去自由，其境况不比监狱好到哪里去。


浅谈执行听证程序中的执行和解

北安市人民法院 韩召峰


伴随和谐社会的发展，在民事强制执行领域执行和解无疑起到重要作用，而在执行听证程序中的执行和解，更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精髓，体现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公开、公正、迅速及时的特点。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谈谈听证中执行和解。
一、执行听证、执行和解的概念及意义
执行听证是指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因执行相关当事人向执行机构提出涉及自己某些实体权利的请求时，由法院执行机构的裁决合议庭召集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异议人及与执行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到庭，听取他们的陈述，审查其提出的异议或申请并依法作出裁决的一种公开审查方式。听证中的执行和解就是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由当事人或案外人、证人等人参加，由执行法官主持公开审查其异议或申请时双方当事人或当事人同案外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对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进行自主协商达成合意的行为，从而导致执行程序的结束。根据执行规定第86条的规定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通过执行听证实现案件和解终结实质是以和解协议的内容取代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
在执行听证中达成和解协议意义在于：
一是有利于增加案件执行的透明度，有效防止执行人员暗箱操作，杜绝人情案、关系案的出现，避免了当事人或案外人对执行法官的猜疑，既防止了执行法官的执法不公、不作为、消极执行，又限制了当事人的不规范举动，真正体现了新时期执行工作“阳光执行”的特点。
二是有利于化解矛盾，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通过执行听证达成和解协议，既确保被执行人在法院的监督下履行和解协议内容，避免了因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使被执行人难以承受压力的弊端，又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有利于调动双方当事人或案外人主动参与执行的积极性，并增强对法院执行工作性质特点的理解。通过召集大家听证，执行法官能够向他们释明民事执行案件过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拒不执行的法律后果。
四是有利于避免人情案。案件在听证过程中申请人举证，法官的调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暴露在大庭之下，使说情者无言以对，有的说情者以保证人的身份参与和解，增加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保障。
五是有利于减轻当事人时间、精力、财力方面的负担，节约法院执行成本。通过听证及时和解提高案件执结效率，又能及时维护案外人的利益。
二、听证程序中执行和解的约束力
根据民事诉讼第211条及其适用意见第226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恢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这一条是针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而言的，是有章可循的。但是事实上，有部分案件在听证过程中由案外人参与执行和解，此和解协议的约束力应如何认定，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同案外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只要在内容上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就应产生拘束力。听证过程达成和解协议一般有案外人参与，此和解协议的效力仅存在于履行完毕之后，即以协议内容的完全适当履行，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笔者认为，只要和解协议是真实合法的，就应当承认其合同效力。当然需要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不仅体现在履行完毕后消灭原有的权利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可依协议要求对方承担责任。就当事人来说，如果案外人履行协议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应选择依现行法律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或依协议起诉另方当事人，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若案外人不履行协议内容，则视为放弃原权利的主张。人民法院应及时将案件恢复到听证前的执行状态。如果权利人要求诉讼案外人，人民法院应予立案。
此外，为了强化听证中和解协议的效力，法律应把这种具有代替原法律文书效力的协议规定为当事人可以选择约定的特殊的和解协议。这种特殊协议的前提是当事人约定以协议内容取代原来的执行内容，并经法院审查确认，从而具有执行力，原生效法律文书终结执行，这样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得以真正强化。
三、当事人（案外人）的权利救济
和解协议既然为当事人同案外人之间的自由协议，根据《合同法》第77条的规定，在其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之前，就其内容当然可以协商变更内容，并应及时将变更后的和解协议提交法院或由法院作为笔录，以替代或补充原和解协议，原和解协议有关内容约定不明的，可以协商补充确定。但是如协商不成，应依据《合同法》第78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依法律规定和解协议仅在履行完毕后才产生消灭原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效力。和解协议订立后，案外人同双方当事人均得受协议约束，除同意或有解除原因外，不容一方任意反悔无故撤销。但执行过程中，通过执行听证案外人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由于法院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仅仅予以形式审查，故不能完全排除和解协议可能具有违法或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等情形。如聂某同杨某离婚时，法院判决聂某应返还给杨某财产分割款10万元，法院在主持听证时，聂某的母亲以案外人的身份在法庭与杨某和解，和解协议的内容：案外人已经做通聂某的思想工作保证聂某在听证后，同杨某继续过夫妻生活。聂某也同意，杨某在案外人的保证后，放弃了债权，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对案件终结执行。案件终结后，聂某反悔并离家出走。杨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案外人和聂某恶意串通，采取欺诈手段与杨某签订和解协议，应依法撤销。基于权利人杨某的请求，法院经审查确认属实，作出判决撤销和解协议。但是，如果和解协议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前，债务人或案外人已履行部分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此协议（合同）被宣告无效撤销后，与一般的合同无效后果不同，和解协议被宣告无效后，债务人已履行部分除因违法或损害他人利益而应自始无效互为返还外，可折抵申请人的债权，至于案外人已履行部分应根据过错责任大小及签订的和解协议内容来确定是否返还，原则上不予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