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事实】
刘文新一家现居住的“某市西城区宏园9楼2门501号”房屋，原系政府的直管公房，也是拆迁胡同头条3号危房后新建的回迁安置房。1997年区人民政府对辟才胡同实施危改拆迁，1997年11月12日，拆迁人“某市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与吕大伟签订《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刘文新系拆迁被安置人之一”；协议第三条2项约定，过渡期限自1997年9月19日到1999年9月19日，“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宏庙小区施工号1号楼2门501”，建筑面积约49平米，居住面积约18.6平米，其中楼房门厅或起居室计入居住面积约6平米。1999年9月回迁房建成后，实际面积为52.5平米，刘文新与吕大伟同时获准入住回迁房。2002年7月16日，刘文新出资五万多元，以吕大伟的名义回购了此房。2010年1月20日，刘文新之母去世，吕大伟以继承权纠纷为由将刘文新诉至法院，法院确认了刘文新相应的继承份额。
【初审裁判】
吕大伟以自己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以人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文新腾让房屋，刘文新提请法院中止审理，并向法院提出确认居住权之诉，原审判决刘文新以“实现继承权”为由，驳回了关于居住权的诉讼请求。
【上诉争权】
原审关于取得强承权便丧失法定居住权的裁判要旨，直指刘文新的居住生存权，错将遗产分割法律关系与公房居住权法律关系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混同对待，原审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
刘文新实现继承权源于刘文新的母亲去世及对母亲遗留财产的分配，吕大伟也有相应份额的继承，不能因此剥夺刘文新的居住权。
刘文新的居住权源于直管公有住房拆迁，拆迁管理部门依职权对被安置人资格审核后对刘文新的居住保障，两项权利由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确定，原审不加思索，混为一谈，将刘文新诉求的居住保障，曲解以继承权吞并居住保障。诉求的是居住保障权，裁判的是遗产已分割，导致判诉分离，如此裁判有违司法原则。
【法律辩析】
原审采用的具体裁判要旨是“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应享有的居住权于法无据”，实际情况是，刘文新主张居住权有法有据。
1、特殊政策决定特别事项：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房改相应政策，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主要租赁公有住房的家庭，带有很强的政策倾向，这是由公有住房特有的福利性决定的，居住公房的所有家庭成员均直接享有承租权及回购权，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9 条规定：承租户以一人名义承租房屋的，在租赁期内该承租人死亡的，该户共同居住人要求按原租约履行的，应当准许。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财产，是维持家人共同生活的必然需要。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18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国务院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并以家庭成员同意购买为前提，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
2、同是居住房，保障有区别：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买卖，公有住房的购房主体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如果认为以谁的名义登记，产权就属于谁独有，就会出现名义登记人擅自出售而造成其他共同居住人居住困难的境况。
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决的是城市低收入民众的居住困难，妥善处理房改房纠纷问题，应当结合国家政策，依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八条、《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八十八条；《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精神，保障刘文新享有的居住权，吕大伟负有接受共居人无差别地居住的义务，法律应尽力保护，不得因家庭关系及房屋权属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家庭成员居无定所。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规定：对被拆除非成套房屋使用人补偿款计算公式中的“原建筑面积”，在下列情况下按照应补偿建筑面积执行：（１）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原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足６平方米的，应补偿建筑面积按照人均６平方米计算。对于不在拆迁范围内居住，但原户口在拆迁范围内的下列人员，可以计入原居住人口：（１）服现役的士兵；（２）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３）在国外留学的学生；（４）劳改、劳教人员；（５）按政策规定可以计入原居住人口的其他人员。对在拆迁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并且符合下列条件的居民，可以按照每户建筑面积三十平方米给予补偿，具体价格由各区、县政府确定：（１）单独立户；（２）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拆迁范围内无正式住房；（３）本人及其配偶在拆迁范围外无正式住房。拆除共有住宅房屋(以房屋共有执照为准)，其共有人在拆迁范围内的住房可以独立使用，并在此长期居住，单独立户的，可以作为独立的房屋作用权人给予补偿；其共有人不在拆迁范围内长期居住，或者其住房不能独立使用，或者没有单独立户的，只给予所有权补偿。《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和市房地局《关于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第31条关于对长期居住自建房居民补偿的规定的适用条件为：在拆迁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单独立户；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拆迁范围内无正式住房；本人及其配偶在拆迁范围外无正式住房。
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原住房严重拥挤不便，按原居住面积安置确有困难的，可以按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人口构成状况，适当增加安置面积予以照顾，但增加的安置面积部分，应按当地区、县人民政府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实行房改。无论按原居住面积安置或增加面积安置的，今后都要服从房屋产权单位的住房制度改革。适当增加安置面积的标准：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成员中年满13周岁以上的子女和其他单身成员，按异性分室、同性不分室的原则安置，13周岁以上的同性成员3人以上的，适当增加居室安置，两个以上不满13周岁的子女与父母分室安置，男年满26周岁、女年满24周岁的未婚子女分室安置，计算被安置居民的年龄以房屋土地管理局发布房屋拆迁公告或正式动员搬迁之日为限。
【居住权可以对抗所有权】
刘文新虽未被登记为房屋共有权人，但此房实际上已经成为刘文新一家的保障性住房，参照《某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共同居住人的相关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刘文新在本市无其他住房，不具备腾房条件，请法院依法认定刘文新对现居住房屋享有居住权利。
《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保障公民居住的安全与安宁，虽然不是从正面直接规定宪法保障公民居住的权利，但通过反向解释可以推断出这一精神。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第六届会议 一九九一年）》第一条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居住的权利是指为生存而必须提供的住房方面的保障。私法领域内，在物权法上居住权则有其特定含义，是指非所有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是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之一种。
【司法价值衡量】
审判实践中，房改后的产权人起诉原共居人腾房的情况较多，一般不应改变房屋居住现状，在充分释明和调解后，如产权人坚持要求共居人腾房，法院应驳回产权人的诉讼请求（摘自法官说法第85期2008年2月22日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房人之一在购房时不完全具备条件，但购房后长期共同居住管理使用，纠纷时已具备完全购房条件的应认定产权共有的复函》；东城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法院经审理认为段巍户籍一直登记在讼争房屋所在的19号，其经王淑英同意自1997年搬回讼争之房，此后长期在内居住生活，与王淑英即房屋承租人形成了共居关系，对该房应享有合法的居住权。故判决段巍对本市东城区板厂胡同19号王淑英承租的北房西数第二间享有合法居住权；某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终字第04272号民事裁定主要内容：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讼争房虽由谢考进承租，但谢会来、德荣丽作为谢考进的共居人，对讼争房享有居住权，现谢考进让谢会来、德荣丽搬离，对此共居人谢会来、德荣丽明确表示不同意，且二人在本市无其他住房，并不具备腾房条件，故谢考进要求谢会来、德荣丽腾房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谢考进的诉讼请求。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宪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诉争房屋原为拆迁安置房，后刘文新以吕大伟名义购买，吕大伟成为所有权人，但不应剥夺刘文新在此居住的权利，刘文新作为被安置人，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原审判决错误。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提起阶段、处理方式

田永东


　　审判实践中，处理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对遇到的不少实际问题，由于法无明确、具体的规定，审判人员执法时又受着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在认识上、做法上都出现过不尽一致的情况。在此笔者仅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提起阶段、处理方式谈点粗浅看法。
　　一、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是指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活动中，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法律关系参加者。它既包含权利主体，又包含义务主体。
　　刑诉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才有资格充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主体。但是，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害人已经死亡，有的被害人患有精神病，有的被害人未成年，其行为能力或者丧失，或者受限，难以由自己行使这种诉讼权利。也有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往往不是公民的人身或财产，而是国家、集体财产。这就产生了由被害人以外的其他人，作为权利主体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由此，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是自然人的，应当包括被害人，已死亡的被害人的近亲属，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只有允许这些被害人以外的人作为权利主体参加诉讼，在被害人遭到犯罪行为侵害而造成物质损失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才能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法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主体，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人民检察院有代表这些法人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资格，既不排斥企业、机关、团体享有附带民事诉讼权利主体资格的权利，又不排斥企业、机关、团体法人直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可能性。如果是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而作为财产所有者的法人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那么由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保护公有财产免受损失。
　　义务主体，是指依照法律对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通常是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刑事被告人本人。但实践中经常遇到有的被告人未成年，没有独立的财产；有的被告人限制责任能力，其财产又不足以赔偿损失；有的被告人履行某种职务时犯罪等。在这种情况下，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主体就不仅是刑事被告人本人，那些依法对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也可能成为义务主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主体，应当包括，刑事被告人、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责任的人、刑事被告人的财产继承人。如果被告人由于执行某种职务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那么依法对犯罪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其所在单位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处于民事被告人的地位，负赔偿损失的义务。这种责任属于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他们本身并不是直接造成物质损害的人，不是侵权行为的主体，但是，由于法律上的关系而必须承担这种民事责任，把他们列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依法判令他们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阶段
　　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经济赔偿的请求，可以在侦查、起诉阶段向公、检机关提出，但这并不等于提起严格意义上的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质是解决损害赔偿之债。国家赋予人民法院审判权，其它任何机关不享有这种权力，因而也就不能对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审判。但这并不是说，公、检机关对解决附带民事诉讼无任何责任。由于犯罪行为而形成的刑事案件及犯罪行为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通常是经过立案、侦查、起诉阶段，因此公安、检察机关对于被害人提出的赔偿请求，应当受理并有权做必要的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调解处理。当调解不成时，告知享有诉讼请求权的人，在公诉案件提起的时候，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将已经受理的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移送人民法院审判。人民法院对有诉讼请求权的当事人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只要是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提起，就应当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理。人民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实行告诉才处理的原则。当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没有提起，审判人员有义务告之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自愿放弃的，应予允许。如果权利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要对方没反诉，可以撤诉，也可以同被告人进行和解。享有诉讼请求权的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认为是自动放弃了诉权，对被告人的刑事审判已经结束，被害人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三、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方式
　　刑诉法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如果附带民事诉讼不能同刑事诉讼一并审判，尔后解决附带民事诉讼时，必须由同一审判组织负责进行。这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同刑事案件都是同一犯罪行为造成的不同后果，原审判组织熟悉情况，继续由他们审理，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有利于正确及时处理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通常情况下，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对基本罪责已经查清及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也已查清的情况下，可以遵照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先就附带民事部分进行调解。调解成立后，法院对民事部分则可不必再开庭审判。这种做法效果比较好。一是便于民事原告人诉讼。庭前调查成立，民事原告人无需参与庭审活动，不必做出庭准备。二是便于法院工作。由于被告人多具有悔过、希望从轻处罚的心理，愿意以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认罪态度。尤其是未成年的被告人，其监护人希望承担赔偿责任以减轻对被告人的刑罚，他们在庭审前对经济赔偿的态度往往都是积极的，甚至是很主动的，调解成立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一旦达成协议即可履行。减少了民事执行环节。因为被告人本身的经济赔偿能力都是有限的，而且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与其亲属共居，财产共有，有的虽独立生活但无赔偿能力等。在押被告人承担的赔偿，大多是被告人委托其亲属代为履行的，也有的是其亲属主动赔偿的。一般在刑事判决后，被告人或其家属对经济赔偿往往报有消极态度，以没有赔偿能力等理由拒绝赔偿，不易于接受法院的调解，即使是判决也难于执行。因此，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明确责任的基础上，在庭前或开庭时进行调解，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进行，也可以在第二审程序中进行。这种做法不仅不违背“先刑后民”的原则，而且有利于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调解成立的应制发调解书。对调解不成的，仍应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下判，既不宜先就刑事部分下判，也不应责令受害人另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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