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该条款中的“其他方式”为财产损失赔偿的民事纠纷提供了协商的可能性。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考虑，这也为法院处理其他的民事纠纷案件提供了思路，有利于民事纠纷的解决，这也是践行司法便民的重要举措。
一、以物（非货币资产）抵债性质

用债务抵押衍生出流动性，这是债务创生货币的过程，从这一过程可以得出债务扩张意味着货币供应增长，债务偿还意味着货币收缩。非货币性资产是相对于货币性资产而言，非货币性资产一般包括存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无形资产等。资产本质是变现能力，企业经济交易过程中可通过非现金资产的变现来满足或补充货币性资产需求。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非货币资产与货币性资产具有等价或相似性质，也就不难理解以物（非货币资产）抵债的性质。笔者在这里设想在当事人赔偿能力不足或暂缓的时候，民事赔偿不能仅局限于货币性给付，司法应具有能动性，促使当事人双方站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基于债的协商，整合司法资源与经济资源的统一，使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在民事赔偿调解中得到应用，达到进一步地化解矛盾。

二、以物抵债的特点

1、货币金额不固定或不确定。非货币性资产由于计量属性不同，非货币性资产价值会发生变化。比如，有些资产按照投资性房地产、具有商业价值的债务重组要按公允价值计量，有些资产按照账面价值计量，这些计量属性随会计准则变化而变化。

2、具有债权物化性质。债权由原来的货币待偿状态变为物的实际占有状态，但这里以物抵债其实质内容是债务人用以物抵债的方式来履行债务，并非一定会发生物权权属的变动。

3、风险具有隐蔽性。抵债资产一般以以法院判决、裁定或双方协商时的价格入账，其账面价格并不能适时、真实反映抵债资产现存价值，且其现存价值与资产的内在价值也会存在偏差，因此，其风险具有隐蔽性。

三、以物抵债的民事调解可行性分析

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系基于债务人赔偿不足或暂缓的时候前提下，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充分体现了双方的意图。由于非货币资产相比货币资产具有价格弹性空间，更易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重组协议。不仅如此，通过非货币资产清偿债务在所得税上较现金清偿更具有优势，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如下案例从经济角度分析非货币资产：2011年11月5日，乙公司销售一批材料给甲公司，含税价为2 340 000元。因甲公司发生严重的财务困难，无法按合同规定偿还债务，2011年12月10日，与乙公司协，商进行债务重组。双方达成的债务重组协议内容如下：乙公司同意甲公司用其存货、固定资产A设备抵偿该账款。2012年3月20日，抵债资产均已转让完毕。其中；用于抵债的存货市价为800 000元，增值税率为17％，存货成本为700 000元；抵债固定资产A设备的账面价值为1 200 000元，累计折旧为300 000元，评估确认的净值为850 000元。甲公司发生的设备运输等相关费用为5500元。假定乙公司巳对该项债权计提坏账准备18 000元，乙公司在接受抵债资产时，安装设备发生的安装成本为15 000元。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本案例中，甲公司如通过现金方式清偿1786000元〖即800000×（1+17%）+850000〗，因乙公司已作出554000元债权让步，故其所得税应纳税调整增加554000元；如通过非货币资产清偿债务，该方式可以节省因乙公司对债权计提18000元减值准备，而获得18000元的经济利益。同时非货币性资产在流转税方面也具有避税的优势。该类非货币性资产抵债在企业间债务纠纷中具有较好的商业效果，满足各自生产经营的需要。

民事侵权承担责任的方式具有多样性，也即通过不同方式能够让受损害一方得到价值上的满足或填平其损失，而不仅仅停留在种类物上的价值上。《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司法实践中，财产损失的计算是一个难题，这里面涉及到财产价值转移系伴随该财产计提折旧的过程。有些财产造成损失后，即便通过修复也难达到其组织机能的完整，无形之间存在折损的烙印。结合《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有关“其他方式”计算及该法第二十条关于“……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笔者认为该条款体现了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确定损失的方法，为法院处理相关赔偿案件的提供了依据。

进入诉讼阶段当事人行为角色的分析，尤其在民事调解中就如何创新民事调解的内涵或方式，承办法官在必要时要为当事人树立经济维度思考问题。持有非现金资产使之变现为可以交换的货币资产，来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满足，这里有点类似于风险投资的表现形式。就民事赔偿而言，在当事人民事赔偿能力出现暂缓或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设定一个以物抵债的简便赔偿程序来填平财产损失，法律应该在这种经济行为下设想当事人的赔偿能力，为当事人诉讼赔偿带来便利。

四、以物抵债在民事调解中应注意的问题

基于非货币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许多非货币性资产在处理上要求评估，以便公允地反映其价值。具体到以物抵债处理上，对具有非货币资产价值属性的物来讲，在调处该案件的时候，往往借助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意见作为参考，这给当事人带来诸多不便,这也法官处理该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当事人一方确无偿还能力，双方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的协议同意以物抵债的，要严格审查该抵押物：如以房、车抵债案件，查有无按揭贷款；如以共有（如夫妻共有）资产作为抵债物，看是否有共有人在该抵债协议上签名同意；如以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抵押的，看所有权证或其他权益证书是否完整；抵债标的物上存在多个权利竞合现象，如标的物上存在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租赁的时候，要确定抵债资产标的所有权转移时间，风险承担和标的物瑕疵的担保请求权。现实中存在用房屋等不动产抵债达成调解协议的时候，注意该以物抵债调解书只是对当事人之间以物抵债协议的确认，其实质内容是债务人用以物抵债的方式来履行债务，并非对物权权属的变动。因此，就须依法办理过户登记的抵债财产而言，还需要法院与登记机构加强抵押信息共享与沟通，便于当事人办理产权变动登记手续。

参考文献

【1】李平,蒋瑜，如何降低以物抵债风险，《西部论丛》2002年第07期

【2】廖正尤,龚永卫，关于处置抵债资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广西金融研究》2003年第。04期　

【3】王强 陈诚 ，浅论强制执行措施中的以物抵债，《法制与社会》2011年21期

【4】谢志华资产的本质是变现能力，《财务与会计》2006年20期


（作者单位：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 ）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浙高法〔2009〕129号


本省各级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已于2009年4月24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108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本院研究室。
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及说明


二ＯＯ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9年4月24日第2108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切实提高送达效率，充分发挥送达制度的积极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法院民商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在民商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办理有关诉讼文书送达事务时，应遵循合法、便捷、有效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公正与效率、权威与便民、切实保障受送达人权益与有效规制恶意拒收文书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可安排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送达事务。
对同期立案、当事人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案件，可集中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第三条 国内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应当以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为主，以留置送达、委托送达等其他方式为补充，以公告送达为最后手段。
第四条 人民法院知悉当事人联系方式的，可以通知当事人到法院签收诉讼文书。
第五条 定期宣判的案件，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经许可中途退庭，或拒绝签收有关裁判文书的，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
第六条 受送达人明确声明人民法院可以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并指定相应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的，人民法院只要确认已按声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码址发出了相关诉讼文书，可视为送达。但确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因客观原因未实际接收到相关诉讼文书的除外。
受送达人未明确声明可以采用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的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进行送达的，必须确认受送达人收悉才可视为送达。
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情形包括：
（一）已经按照所送达文书的内容履行；
（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和其他场合提及了所送达文书的内容；
（三）确认收悉的其他情形。
采取以上方式送达的，应在案卷中记明，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备份。
有条件的法院，可以建立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平台。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其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向其送达诉讼文书，但送达人员在其他场所会晤受送达人的，也可在该会晤场所送达。
不知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不能在其住所送达时，送达人员可在受送达人的居所（如暂住地）、从业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办公场所、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等能够直接向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地方送达文书。
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在以上场所拒绝签收文书的，可留置送达。
第八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81条规定，义务签收人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应当由其本人签收；如本人不在可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如本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签收，法定代理人为多人的，可由其中一人签收；
（二）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其他组织的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
（三）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但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文书的除外；
（四）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上述义务签收人拒收诉讼文书的，可以留置送达。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理人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九条 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将诉讼文书交付当地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转交送达。经该公安派出所、基层组织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确认已将诉讼文书转交受送达人的，视为送达。
前款“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是指：
（一）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包括其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或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等；
（二）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
受送达人的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或者法人、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条 送达人员应当在送达回证记明送达时间等事项，并交签收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非本人签收的，应当载明其他签收人与受送达人之间的关系。
留置送达的，应当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十一条 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商事诉讼文书，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二、送达地址确认书
第十二条 在当事人起诉或者答辩时，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应当告知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或其所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一方当事人提供对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或可能获得送达地址的相关线索（如要求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提供对方当事人亲属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有效实施送达。
第十三条 当事人将其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为其委托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住所的，在当事人未书面通知法院解除该委托之前，法院依送达地址确认书的送达行为，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拒收的，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可适用留置送达。
第十四条 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后，当事人原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可以继续适用。
送达地址确认书除适用一审程序外，当事人未明确声明适用范围或者未向法院告知其送达地址变更事项的，可继续在二审和执行程序以及该当事人同期在受理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中适用。
以上两款规定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以送达地址确认书或者其他适当方式告知当事人。
第十五条 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不便送达的，法院向送达地址确认书以外的地址也可以实施有效送达。
第十六条 当事人具有以下两种情形之一的，可推定为“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并依据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一条执行：
（一）受送达人的送达地址不明，但能通过电话等方式联系，其在法院电话通知后，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不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的；
（二）受送达人在本案中不出现或者有意躲避的，但在法院同期审理的其他案件中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且不提供或确认送达地址的；
（三）在法院公告送达期间，受送达人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或要求回避等书面申请，但又未明确提供送达地址的。
上述电话录音内容，送达人员应整理成书面记录。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全体合议庭成员、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独任法官及一名书记员签名后附卷。电话录音的原始资料应暂时予以保存，一审未上诉案件一般保存至上诉期满后六个月；上诉案件一般保存至该案二审宣判后六个月。
三、留置送达
第十七条 留置送达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送达人员有直接送达诉讼文书给受送达人的行为；
（二）受送达人或者义务签收人有恶意拒收的行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签收、当场撕毁送达回证、否认自己是受送达人、送达人员表明身份后拒不开门等)。
第十八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留置送达要求送达人员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代表到场见证。这里的“基层组织”，一般是指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但在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邀请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作为见证人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还可包括基层公安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服务所以及社区物业公司等。
上述组织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九条 见证人不愿签字证明的，送达人员可直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由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
见证人拒绝到场见证或者送达人员找不到见证人的，送达人员可对受送达人或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现场，以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予以固定，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但送达人员应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并把照片或录像资料存入卷宗；对情况紧急，不具备拍照或录像条件的，须由法院两名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及相关情况，即视为送达。
四、公告送达
第二十条 公告送达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即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二十一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是指除受送达人被宣告失踪、被申请宣告失踪外，送达人员按照原告提供的受送达人的地址通过直接送达等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由受送达人住所地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证实，或以其他适当的方式证实，其已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
第二十二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的，自然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登记注册地在受理法院所在行政辖区的，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一）受理法院是基层法院的，可以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如果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同时在该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二）受理法院是中级法院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应当同时在该当事人住所地辖区基层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或者在该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三）受理法院是高级法院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应当同时在《人民法院报》或者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
在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的，应当张贴在上述场所的明显位置并以拍照的方式予以固定，照片附卷。
第二十三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的，自然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登记注册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在行政辖区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还应根据受送达人住所地是否在本市（地级）、本省范围等情况，决定应同时刊登公告的公开发行的报纸的级别。
第二十四条 公告送达，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9条的规定公告相关内容。
第二十五条 在《人民法院报》或者其他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的费用，由申请公告人预先支付。结案时，该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五、涉外送达
第二十六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自然人的，法院可以向其在我国领域内的居住场所、工作场所直接送达；受送达人不在，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的亦视为有效送达。但同住成年家属为同一案件的对方当事人或依照受送达人本国法律禁止这种签收方式的除外。
法院向外国自然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直接送达时，应当核对有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以确认签收人的身份以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以复印、摘抄等方式固定上述证据。
第二十七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院可以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该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送达。送达时应当核对有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以确认签收人的身份以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以复印、摘抄等方式固定上述证据。
外国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系指依照登记国法律或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包括且不限于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
第二十八条 外国受送达人或其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法院的送达文书时，可以适用留置送达。
第二十九条 涉外委托送达的方式包括并依次为依司法协助协定送达、依海牙送达公约送达和外交途径送达。当受送达人具备上述两种以上送达条件时，法院应按照顺序在先的方式向受送达人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当顺序在先的委托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无需再采用顺序在后的委托送达方式，可直接采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
第三十条 以司法协助协定、海牙送达公约或外交途径方式送达司法文书，如受委托的外国中央机关要求收取委托送达费用的，该费用应由申请送达人员预先支付。法院在首次委托送达司法文书时，可视情一并预收其他后续裁判、执行文书的委托送达费用(包括裁判、执行文书的翻译费用)。
第三十一条 当无法向外国受送达人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有效送达时，不能以此为由直接向该外国受送达人公告送达，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规定的送达方式向该外国受送达人进行送达。
第三十二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公司的，法院可以通过该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的子公司或其他参股公司转递司法文书。转递后外国公司签收该司法文书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第三十三条 认定涉外案件中的外国受送达人下落不明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送达地址确为受送达人的住所地；
（二）有一种送达方式反馈其住所地无人接收(如委托送达回证上注明无法送达的原因是查无此人或已搬迁但不知迁往何处，或长期无人居住或无人办公，或邮寄送达被以查无此人而退回等)。
通过查询，发现在本省法院同一时期其他诉讼中显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在认真核实的前提下，亦可作为认定在本案中下落不明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涉外公告送达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报》或省级以上对外公开发行的报纸和案件受理法院公告栏同时刊登。
第三十五条 本意见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
若干规定（试行）》的说明

送达难一直是制约民商事诉讼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瓶颈。根据高院党组的指示，高院研究室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浙江省高级人民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
一、起草的依据
《规定》共36条。主要针对当前我省法院民商事案件送达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作出规定。有的问题在相关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中已有规定，但散见于各法律文件中，《规定》予以集中明确；有的问题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较为抽象，有的并无明确规定，《规定》根据法律精神以及审判实践中的惯常做法，并借鉴兄弟法院尤其是上海高院的相关规定，提出了意见。对于其中可能涉及到突破法律或者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规定》已用黑体字标示出来。
二、关于送达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六种诉讼文书送达方式：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为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员流动频繁的实际，《规定》增加了一些新的送达方式。
1、邮寄送达可与直接送达同等优先采用。主要是考虑到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邮寄送达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同时，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已在大量使用邮寄送达，整体效果也不错。
2、通知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虽然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一直在使用这种送达方式，但现有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比较间接的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采用“简便方式”送达文书。《规定》将这种简便方式扩大到普通程序，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送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程序参与权等，其着眼点在于确保当事人知悉相关程序事项；二是从审判实践中的使用效果看，既实现了送达的目的，保证了送达的确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三是通知领取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对当事人更方便、快捷，更为当事人所乐于接受。
3、定期宣判时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定期宣判的案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规定》将其扩大到普通程序，是因为普通程序在这一点上与简易程序并无本质不同，可类推适用，但为审慎起见，《规定》将适用范围限制在当事人恶意回避诉讼或者恶意拒领文书的情形，包括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经许可中途退庭，或拒绝签收有关裁判文书。
4、以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此作了规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送达，对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和降低邮寄送达的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考虑到该送达方式具有不稳定、证据难固定等特点，在具体运用时应注意：首先，要区分不同情形，作不同处理。一是受送达人明确声明可以采用现代通讯方式送达，并指定相应号码或邮箱的，采取“发出主义”（即人民法院只要确认已按声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码址发出了相关诉讼文书，可视为送达）；二是受送达人未明确声明可以现代通讯方式送达，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的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进行送达的，则采取“知悉主义”（即必须确认受送达人收悉才可视为送达）。以下情形推定为“确认受送达人收悉”：已经按照所送达文书的内容履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和其他场合提及了所送达文书的内容；确认收悉的其他情形。
其次，采取现代通讯方式送达时，如确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因客观原因未实际接收到相关诉讼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再次安排送达，以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再次，采取这种方式送达的，应在案卷中记明，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备份。
最后，相关法院可建立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平台。
三、关于送达场所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的住所地，如自然人的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送达地的立法模式。但随着城市的动迁以及人口流动频繁，造成我国现行的户籍登记和工商登记材料无法准确反映当事人的实际住所地。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给法院送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现实困难。审判实践中不断增多的公告案件一定程度与此有关。《规定》参考国外立法例和我国审判实践已经有所变通的做法，对送达场所作了较大扩展，即除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其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外，还包括受送达人的居所（如暂住地）、从业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办公场所、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等能够直接向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地方，以及送达人员在送达过程中会晤受送达人的其他场所。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在以上场所拒绝签收文书的，可留置送达。
四、关于义务签收人
《规定》对现有比较分散的规定作了集中明确，以利于审判实践中掌握。在尊重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点规定：一是将适用留置送达的主体扩大到受送达人以外的其他义务签收人；二是对其他义务签收人存在利害冲突或有证据表明不宜签收的，规定了除外情形，即不能向其送达诉讼文书。
五、关于转交送达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转交送达”，只限于军人或被监禁、被劳动教养的人。《规定》对此有所扩展，即可以由以下两类主体转交送达：一是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基层单位；二是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包括其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或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等；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当然，这些受托转交送达的主体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转交送达主体是有一定区别。后者是负有法定义务的单位，前者则以受委托主体的自愿为前提。
为了避免争议，《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了转交送达的生效时间，即“经该派出所、基层组织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确认已将诉讼文书转交受送达人的，视为送达”；第三款规定了除外情形，即“受送达人的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或者法人、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六、关于送达地址确认书
实践证明，送达地址确认制度，是缓解送达难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有效发挥邮寄送达功能的制度基础。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积极作用，《规定》作了以下规定：
1、扩大送达地址确认书的适用范围。一是在简易程序中确认的送达地址，当该案转为普通程序后可继续适用；二是送达地址确认书适用于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以及该当事人同期在受理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制度依据和理论基础：⑴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首次明确规定了送达地址确认书制度；⑵最高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在第一审、第二审和执行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第十一条（“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受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⑶当事人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参与诉讼的法理。审判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在对其不利的一审裁判提出上诉后，又拒不接收法院按一审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的各类司法文书，以借机拖延诉讼，转移资产、逃废债务的情形。另外还有的当事人同一时期参与了多起诉讼，在对其有利的案件审理中积极提供了送达地址确认书，而在同期审理的对其不利的其他案件中却不予应诉或者拒绝提供有效的送达地址，以规避法律或者拒绝履行相应义务。送达行为的本质是使当事人及时知晓相关诉讼事项，以便当事人积极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在当事人已明确知悉相关诉讼事项的情况下，仍恶意拒绝参与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2、向送达地确认书以外的地址送达诉讼文书，义务签收人签收的，视为有效送达。通常情况下，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法院可实施有效送达。但有的当事人为规避法律、拖延诉讼，故意填写不方便送达的地址。规定送达地确认书以外的地址也可以实施有效送达，将有助于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
3、采取推定方式扩大“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范围。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审判实践中有几种比较常见的恶意回避诉讼的行为，一是受送达人留有电话等联系方式且与其联系能确定身份，但拒绝提供有效地址、拒绝签收文书材料或者虽承诺签收但屡次无故拖延；二是受送达人在本案中一直不出现或者有意躲避的，但在法院同期审理的其他案件中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却不提供或确认送达地址；三是部分被公告送达人在知悉相关诉讼事项后，不是积极参与诉讼，而是恶意提起无任何事实依据的管辖异议或者回避申请，且故意不提供有效的送达地址，以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针对这些情况，为减少不必要的公告送达，提高审判效率，本规定第十六条将这三种情形推定为“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如此，法院可以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一条规定送达，而不必采取公告送达。
七、关于留置送达
民事诉讼法对留置送达的现有规定存在适用条件过于严格、场所过窄、见证人要求高等问题，《规定》作了一些变通：
1、放宽留置送达的适用条件。即只要当事人存在恶意拒收文书行为的，就可以留置送达。《规定》列举了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恶意拒收行为，如当场撕毁送达回证、否认自己是受送达人、送达人员表明身份后拒不开门等。
2、扩大见证人的范围。法律规定见证人的本意在于证明送达行为的规范性。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规定，见证人的范围包括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代表，但对“基层组织”这一概念均未作出解释，以致基层组织的界限难以把握。《规定》第十八条依据实践中的惯常做法，对其范围作了适当扩充，即“一般是指村委会或居委会，但在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邀请村委会或居委会作为见证人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还可包括基层公安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服务所以及社区物业公司等。”
3、对见证人不配合或者无见证人等情况作变通处理。见证人不愿签字证明的，送达人员可直接依据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由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见证人拒绝到场见证或者送达人员找不到见证人的，送达人员可对受送达人或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现场，以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予以固定，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但送达人员应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并把照片或录像资料存入卷宗；对情况紧急，不具备拍照或录像条件的，须由法院两名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及相关情况，即视为送达。
八、关于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作为一类重要的送达方式，但现行法律规定比较简约，审判实践中在适用公告送达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对“当事人下落不明”认定过宽，公告送达过多；公告形式过严，成本与效益不对称；公告内容过于简单，不符合法律规定；国务院诉讼收费办法出台后，公告费用负担不明等，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司法效率的降低。为此，《规定》作了以下规定：
1、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认定作适当限定。实践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不区分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送达不能，但凡无法顺利送达的，便往往定性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继而将一些并不复杂、疑难的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大大延长了审理时间，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降低了司法效率；二是过于听信公告申请人(一般为原告)所提供的受送达人的地址，在申请人基于个人利益瞒报或虚报受送达人地址时，往往会侵害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因此，《规定》一方面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作适当界定，另一方面通过推定扩大“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范围，将部分恶意回避诉讼的情形排除在公告送达范围之外，以减少不必要的公告。
2、适当放宽公告形式要求。考虑到公告的实际告知效果，以及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为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当事人诉讼负担，根据不同情形选择不同公告形式，不一定要采取报纸公告形式。
3、规范公告内容。针对实践中公告内容过于简单的问题，要求严格按照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9条的规定公告相关内容。
4、规定费用负担。依照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和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告费用不属于诉讼费，人民法院也不得代收代付。因此，公告费用由何方预先支付以及由谁最终承担，审判实践中不无异议，对此本规定规定了由申请公告人预先支付、败诉方承担的原则。
九、关于涉外送达
为规范涉外民商事诉讼文书的送达，进一步缩短涉外案件审理周期，《规定》在总结实践做法和借鉴上海高院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对涉外送达作出了一些细化规定。
1、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自然人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于外国受送达人及其义务签收人在我国领域内出现时，规定可以直接送达，但对于直接送达的场所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外国自然人在我国领域内有固定的住址或成年家属同住的情况不断增多。《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原则，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1条，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自然人的送达作了一些变通规定。在适用时应十分谨慎，注意核对签收人的身份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固定相应证据。
2、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于外国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出现在我国领域内规定了可以向其直接送达。对于法定代表人，世界各国法律的规定不同，有的规定董事长为唯一的、当然的法定代表人，也有的采多元化标准。实践中还发现不少外国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一定需要办理法定登记，而是在发生纠纷后，才由公司董事会决议确定一名董事为诉讼期间的法定代表人(法人代表)。因此，《规定》对外国法人法定代表人的范围采取列举方式作适当扩张，力求在相关法律规定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送达的成功率。在适用时也应十分谨慎，注意核对签收人的身份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固定相应证据。
3、转递送达。随着我国投资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设立子公司或成为国内公司的参股股东的情况日益增多。为提高送达效率，实践中，已经有法院开始尝试通过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的子公司或其它参股公司转递司法文书，并取得较好效果。但应注意使用这种送达方式，应当在受送达人确认后始发生送达的效力，确认的方式包括直接签收或虽未签收但符合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
4、适当放宽涉外公告送达下落不明的认定。适用公告送达原则上要求穷尽其他可能的送达方式。但这种穷尽所有送达方式的要求如果机械地适用到涉外案件中，将对此类案件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考虑到涉外送达的实际，《规定》三十三条对涉外公告送达条件作了一定放松，即在送达地址准确的情况下，有一种送达方式反馈其住所地无人接收(如委托送达回证上注明无法送达的原因是查无此人或已搬迁但不知迁往何处，或长期无人居住或无人办公，或邮寄送达被以查无此人而退回等)。此外，如果法院经查询后发现在本省法院同一时期其他诉讼中显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在认真核实的前提下，亦可作为认定在本案中下落不明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