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与弊端
魏慧梅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这是劳动教养的立法本意和其特殊价值。早在一九五七年，国务院为把一些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目的，根据我国第一部宪法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的规定，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一九七九年，又对劳动教养的机构设置，劳教期限等问题作了补充规定。一九八二年，国务院又转发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自一九五七年至今，我国用于调整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上述规定。四十多年来，劳动教养这个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用于解决一些特定人员劳动就业问题的行政强制措施，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劳动教养这一强制措施也逐步演变成为一种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处罚种类和与对罪犯进行强制劳动改造而相提并论的法律制裁，在其演变过程中，有关劳动教养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不断出台，并出现了相互冲突和与法律相抵触的现象，致使劳动教养在执行中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弊端，这与我国现阶段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各种法律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不相适应，与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极不合拍，有必要进行剖析与探讨。
一、立法上的矛盾
　　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是指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逮捕、拘禁，非法剥夺或者限制自由以及非法搜查身体。这是宪法赋予公民最起码、最基本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这是法律的专有原则，是宪法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中的具体体现，任何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都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该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还规定：“本法颁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修订完毕。”这是因为，在行政处罚法颁布前，涉及行政处罚的法规、规章数量相当多，有相当一部分法律规范与行政处罚的规定不一致，超过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设定权，或者有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原则和具体制度相冲突，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就必须对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在清理期间，必须执行行政处罚的程序等项规定。实践中，据以调整劳动教养制度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并未按上述要求进行修订或清理，至今仍在原文不动地被行政机关执行着，这显然违背了宪法和行政处罚法中关于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具体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适用对象上看，由于一些规范性文件不断地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扩充性的界定，使之适用范围越来越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适用对象是四种人，即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其拒绝劳动者或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将其适用对象调整扩充为六种人。即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强奸、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除上述适用范围外，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间，公安部单独或与其它机关、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又陆续增加了对摘取节育环、非法姘居、赌博、倒卖票证等违法人员可以进行劳动教养的规定。这种法律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现象，显然违背了我国规章不得与法规相矛盾，法规不得与法律相冲突，而规范性文件更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法治统一原则。
　　第二，劳动教养除适用对象在不断扩充外，性质与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劳动教养的特殊作用在于解决一些特殊人员的就业问题，在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却废止了“安置就业”的提法，明确为“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公安部与其他机关、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劳动教养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进一步明确了劳动教养是介于刑罚与治安处罚之间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83)法研字第25号联合通知中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或者借摘除节育环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的，可以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酌情予以行政拘留、罚款，或者收容劳动教养，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的财物及违法活动用具。(84)高检发(研)12号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集团的意见中规定，对流氓集团中罪行显著轻微或罪行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一般成员，不要逮捕，分别情况给予劳动教养或作不起诉、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等其他处理。上述规定充分说明了劳动教养的性质已由对特定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强制措施演变成了对违法行为人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严厉的行政处罚。
　　第三，从劳动教养的期限看，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这个期限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最低刑期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的治安拘留的最高期限极不协调。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刑法规定拘役的最低刑期为十五日，最高刑期为六个月，管制的刑期为二年以下三个月以上，若监内羁押，其折算刑期最高不能超过一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刑事拘留最长不能超过三十日。相比而言，劳动教养作为对尚不够刑事处罚人员的制裁程度比最长的治安拘留期限高出九十七倍，比刑事拘留和刑罚中的短期剥夺自由的管制与拘役更重，且没有缓刑的规定。以侵财案件为例，假如王某盗窃数额一千元，案发后能积极退赃，且认罪态度较好，按照刑法中关于盗窃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规定及目前掌握的盗窃数额较大的标准为八百元至一万元的规定，对王某的量刑最高也只能判处拘役并可处以缓刑。如果王某盗窃他人财产数额达七百元，按照河南省公安厅豫公(通)(1999)232号文件中一年内盗窃数额达六百元以上可审批劳动教养的规定，对王某的劳动教养期限最低也不能少于一年。笔者认为，这种名为行政强制措施的劳动教养与刑罚和治安处罚轻重上的严重失衡与错位，违背了错、罚相适应的法治原则，体现不了司法公正。
　　第四，从程序上看，《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没有程序上的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虽规定有一定的程序，但非常原则。如第十二条规定：“承办单位需查清事实，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做出劳动教养的决定，向本人和家属宣布决定劳动教养的根据和期限。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名”。这一规定，是目前行政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的主要操作规则，用这一规则与刑罚的适用相比较，没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经侦查、起诉和审判后才能交付执行的严格的司法程序，而且劳动教养决定一经作出立即交付执行。与治安处罚的适用相比较，没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的被处罚人在提供担保人或交纳担保金后可暂缓执行的程序规定，没有向被劳教人员送达劳动教养决定书的规定，更没有向被劳教人员告知复议权和起诉权的规定，这与行政处罚法所严格要求的具体处罚程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二、实践中的弊端
　　立法上存在矛盾，必然引起认识上的不同和执法上的混乱，在实践中出现种种弊端。
　　第一，复查不等于复议，不是劳动教养案件受理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不服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早已成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共识。但在法院是否能直接受理劳动教养案件的问题上，却始终存在着两种意见。反对意见认为，被劳动教养的人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不经复议，直接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其理论依据为《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主要事实不服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该条款中的复查就是复议，是起诉前的必经程序。笔者认为，这样理解行政复议的内涵，未免过于牵强。因为，对该规定不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其立法本意上，都不能把复查理解为劳动教养案件受理的复议前置程序。理由为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二条，对复议前置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即“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法应当先申请复议的，当事人未申请复议就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充分说明，行政复议是否是行政案件受理前的必经程序，要依据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才能界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只要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以内的行政案件，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起诉且又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就劳动教养案件来说，直到目前为止，劳动教养的所有依据都没有关于复议的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所涉及的内容也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问题，是对审批机关的义务规定。并没有涉及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论是行政复议条例还是刚颁布实施的行政复议法，其中规定的复议是由上一级主管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组织复议，而不是由作出处罚或处理的机关组织复议。所以，将“复查”理解为复议并在具体案件中以《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依据，把“复查”作为劳动教养案件受理前的必经程序，没有法律和法规依据。在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以法院不能受理为由，不向法院提供证据，不作必要的配合，实质上是对当事人诉权的变相剥夺，对法院审理劳动教养案件进行刁难。笔者近期曾接触过两个劳教所的管理人员，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如果被劳教人员知道能提起诉讼，有一半人员会走这条路”。当然，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劳动教养决定不服，可以选择复议，但可以选择不等于必须选择，先申请复议再提起诉讼或者直接提起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有的行政机关为了规避行政诉讼，不向当事人交代诉权，有的对当事人提出的复议申请不及时复议，延误了当事人的起诉期限。例如，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某公安机关以六十九岁的李×寻衅滋事为由将其关押，七月十七日，劳教委员会对其作出劳动教养二年的决定，并将李×从拘留所转入劳教所执行劳教，李七月十九日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在复议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也未告知当事人延长复议期限，李×向法院起诉时，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近四个月。上述案例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等到复议期满或复议决定作出后当事人再起诉，加上法院审理的时间，就是原告胜诉，也已被劳动教养半年有余，再予纠正已时过境迁。这种做法直接侵犯了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权，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法律的正确实施，如果当事人再提起赔偿诉讼，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利益。
　　第二，实体规定不具体，导致错案不断发生。由于关于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在实体问题上规定的过于笼统，使行政机关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难以把握尺度。如劳教期限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具备什么样的违法情节应劳教一年，具备什么样的违法情节应劳教三年，延长一年的必备要件又是什么，均没规定，全由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去自由裁量。在严打中，有时因片面强调加大劳教力度而忽略了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本意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为凑够任务数，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主观随意性较强，对应治安处罚的给予了劳动教养，应劳动教养一年的给予劳动教养三年，造成一些劳动教养案件出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畸轻畸重的实体错误，严重影响了案件质量。有的被劳动教养人员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又因局限于只有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才能予以变更的规定，对劳动教养这一名为强制措施的案件，无论是显失公正还是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一律采用撤销的判决方式，致使行政机关的胜诉率很低(99年自八月至年底，我院共受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7起，判决结果均是撤销劳动教养决定，无一起提起上诉)。如刘××不服劳动教养案，刘××与其妻下岗后在自己家附近开一面条店，一天中午，刘听其妻讲一外地人高××在自己店铺斜对面开一面条店后，因怕影响自己的生意，即找到另一家卖面条的朱××，二人一起到高××店内，刘讲：“机器别装啦，装也干不成，这条街上都是下岗职工，轧面条的生意也不好”。朱也说几句高在这干不成的话后，二人离去，当晚，刘之妻把与其同住一个家属院的高××的房东叫到自己家中，朱、刘与房东商量，各出一百元作为房租给房东，要求房东把高××撵走，房东因与高签了三年合同而未同意刘、朱的意见。据此，办案机关以寻衅滋事为由对刘呈报劳教三年，劳教委员会审查后，作出对刘××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刘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以刘不符合劳教条件为由撤销劳动教养决定。再如，王××在为一集贸市场打扫卫生期间，未经批准擅自向每个摊位收取二角或五角的管理费，被公安人员发现后，先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王治安拘留十五天，期满后又以寻衅滋事为由呈请劳教委员会批准，对王劳动教养一年。王起起诉后，法院的判决结果自然还是撤销劳动教养决定。
　　第三，劳动教养的构成要件与治安处罚的构成要件相重复，有悖于公正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违法行为与处罚幅度相适应，刑罚中的罪、刑相适应，治安处罚中的错、罚相适应，都是同一道理，这是体现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点。但是，在劳动教养制度中却存在着不能“对号入座”的情况，经核对，劳动教养的违法构成要件与治安处罚的违法构成要件有十多处相重复，这意味着，同一个违法行为有两个处罚规则和处罚座标。比如，依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可予以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劳动教养。而依照《治安处罚条例》的规定，结伙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只能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又如，依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只要有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行为之一，不论情节轻重，后果如何，均可予以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劳动教养。而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有扰乱机关、团体、企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够刑事处罚的方能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同一个违法行为，在处罚时由于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处罚结果截然不同，这是不符合司法公正原则的。第四，劳动教养委员会既有名无实，又不符合法定原则。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在《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劳动教养机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立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领导和管理。上述规定，既明确了劳动教养机关是一个独立的执法机构，同时又明确了这个机构有名无权。这在建国初期我国的执法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设置这样的机构，是可行的。到一九七九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各类法律也相继出台，各个职能部门的职与责亦趋于统一，国务院在《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中又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的工作”。由此，劳动教养机关由原来的独立执法机构改变成为劳教委员会这一集体执法机构，并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有名有实。但在实际执行中，劳教委员会早就形同虚设，有名无实，其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审批和管理，均由公安机关独家行使，在作出劳动教养决定和参与行政诉讼时，又以劳教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和应诉。一九九六年，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为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治理行政处罚中存在的“乱”、“滥”及程序不统一等问题，我国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该法第十六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是法律授予公安机关的专属处罚权，其它行政机关均不能行使。因此，以劳教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劳动教养决定，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定原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劳动教养这种在建国初期我国各种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为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形式的发展而产生的法律制度，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已不能适应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特别是随着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公民的法律意识已经逐步确立并增强，法律已成为人们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法行政。况且，在限制人身自由及剥夺人身自由的罚则问题上，我国现行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相互衔接的比较严谨，符合宪法原则及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因此，设立于二者之间的劳动教养制度这个特殊的层次应当废止了。
　　
　　(作者单位：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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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煤安监办〔2012〕3号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有关中央企业：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确定的年度工作要点，现将《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及时上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

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

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号，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以下简称国务院《通知》）精神，以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为总要求，以深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为载体，以落实责任、打非治违、瓦斯防治、整合技改、科技支撑、基础管理为主要措施，全面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和“三项建设”，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实现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以煤矿安全生产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突出抓好以下9个方面、38项重点工作：

一、严格监察监管执法，落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

1．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总局“两报一站”及相关媒体，大力宣传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系统贯彻落实国务院《意见》的好做法，积极参加以“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及时宣传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重大活动，宣传典型经验和先进人物，努力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舆论氛围。

2．狠抓措施落实。督促各地细化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的措施，把国务院《意见》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按照总局统一部署，对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3．强化监察监管执法。严格执行执法计划，开展“三项监察”，落实监管监察工作“十项要求”；继续推广集中、解剖、示范和异地监察等执法方法，强化对煤矿重大隐患的跟踪执法，提高执法效果。

4．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落实煤矿企业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督促煤矿企业严格安全生产管理，严格执行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定期向监管监察部门汇报安全生产情况，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二、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规范煤矿安全生产秩序

5．健全“打非”机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地方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执法机制，加强日常执法、重点执法和跟踪执法，形成“打非”工作合力。

6．突出“打非”重点。以无证、证照不全或过期，关闭后又擅自生产，超层越界开采，停产整顿以及新建技改、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煤矿为重点，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

7．强化“打非”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进一步落实停产整顿、从重处罚、关闭取缔、严格问责等“四个一律”措施。

三、强力推进先抽后采、综合治理的治本措施，深化煤矿瓦斯防治

8．建立健全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制度。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煤矿企业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办法》，对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开展瓦斯防治能力评估。经评估不具备煤与瓦斯突出防治能力的煤矿企业，要坚决停止生产，提请地方政府关闭或由具备瓦斯防治能力的煤矿企业对其整合或重组。

9．落实瓦斯防治主体责任。贯彻落实全国煤矿瓦斯防治现场会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防治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1〕26号）要求，督促煤矿企业进一步落实瓦斯防治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瓦斯防治工作“十条禁令”，健全瓦斯防治制度，确保瓦斯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10．落实煤与瓦斯突出防治措施。监督煤矿企业严格执行《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落实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特别是认真制定开采保护层、预抽煤层瓦斯等区域性防突措施并严格组织实施，确保在区域性消除突出危险后再安排采掘作业，切实做到不采突出面、不掘突出头。

11．强力推进瓦斯抽采达标。督促煤矿企业严格执行《煤矿瓦斯抽采达标暂行规定》，建立瓦斯抽采达标自评估制度，把瓦斯抽采达标能力作为矿井生产能力核定的重要约束性指标，组织开展瓦斯抽采达标监督检查，切实做到先抽后采、抽采达标，实现抽、掘、采平衡。

12．强化瓦斯防治现场管理。建立瓦斯零超限管理制度，强化通风、瓦斯管理，完善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严格监督检查，落实瓦斯超限责任追究和停产整顿制度。

13．组织开展瓦斯等级鉴定。严格执行《煤矿瓦斯等级鉴定暂行办法》，严格瓦斯等级鉴定程序和标准，认真做好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四、加大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14．坚持严格准入和有序退出。停止核准新建30万吨/年以下的高瓦斯煤矿和45万吨/年以下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继续淘汰落后煤矿和存在煤与瓦斯突出、自然发火、冲击地压、水害威胁等重大隐患，经论证在现有条件下难以有效防治的煤矿等，进一步优化煤炭产业结构。

15．规范企业兼并重组。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46号）要求，按照尽量减少开发主体的要求，督促指导参与兼并重组的各方，明确主体、落实责任，加强管理、加大投入，提高防范事故能力。

16．积极推动整合技改。督促指导各地贯彻执行《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资源整合技改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0〕185号）精神，严格技改审批手续，按程序、按标准组织实施技改工程，从源头上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

五、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提升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7．全面推进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组织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互检活动，未达标矿井要停产整顿，已达标矿井要巩固提高，实现岗位、专业和企业动态达标。

18．认真抓好煤矿班组安全建设。加大班组安全建设新典型、新经验的推广力度，推进煤矿企业落实班组安全建设规划，完善班组安全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19．强化安全培训教育工作。健全完善煤矿安全培训体系，建立一批煤矿安全培训教育示范基地，提高全员培训、技能培训、重点岗位培训质量，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技能。

20．加强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管理。修订《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管理办法》，指导推动地方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开展生产能力核定工作，控制开发强度，严禁煤矿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

21．监督检查中央企业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原则，推动省市两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加强对驻地中央企业煤矿的日常监管；落实统计分析制度，定期组织交流分析，提升安全监管水平；适时组织督导调研，检查指导中央企业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22．认真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总结推广神华集团安全生产经验，加大对神华宁煤班组建设、淮南矿业集团瓦斯治理、广西百色小煤矿机械化等典型经验，以及山西、河南、河北和内蒙古等地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经验的推广力度，引导推动全系统学习先进经验，促进煤矿安全生产水平提高。

六、强化专项整治，全面深化煤矿重大隐患排查治理

23．健全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制度。严格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在中央企业煤矿和国有重点煤矿率先建立重大隐患信息管理系统，切实做到隐患排查治理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

24．开展煤矿重大灾害专项整治。推动地方政府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落实灾害防治计划和防范措施，督促煤矿企业认真抓好矿井瓦斯、水害、火灾和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防治工作，并开展专项督查，对整治效果进行评价，确保整治到位。

25．大力推行煤矿安全风险预控管理体系。推行《煤矿安全风险预控管理体系规范》，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管理体系，制定科学严谨的隐患排查标准，建立清晰明确的责任制度，强化监测监控、预报预警，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26．强化职业危害防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牢固树立“瓦斯超限是事故，粉尘超标也是事故”新理念，建立健全煤矿职业危害申报、职业卫生“三同时”、技术服务等规章制度，组织开展煤矿职业危害专项监察，着力推进煤矿职业安全健康工作。

七、强化科技支撑作用，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力

27．继续深入推进煤矿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健全“六大系统”建设规范、标准，组织开展规范宣讲和技术服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煤矿企业按规定完成建设完善任务。

28．深入开展煤矿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组织好国家“十二五”规划科技支撑项目“深部及中小煤矿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的实施工作，积极推广广西右江矿务局等企业采用雷达探水设备加强水害防治的成功做法，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29．加快示范矿井建设。建设煤矿瓦斯、水害和冲击地压防治技术示范矿井，探索不同地质条件下煤与瓦斯共采模式，发挥区域示范引导作用。

30．加快推进小型煤矿机械化改造。充分发挥政策导向扶持和典型经验示范带动作用，认真落实《关于推进小型煤矿机械化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煤行〔2010〕178号），推动各地落实发展规划，力争年底前小型煤矿采煤机械化和掘进装载机械化程度分别达到45%和70%以上。

八、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加快建设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31．继续完善煤矿安全生产法规标准。进一步研究制（修）订《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考核标准》、《煤矿班组安全建设规定》、《煤层气开采安全规程》等规章标准，出台《煤矿安全培训规定》，适时启动《煤矿安全规程》的修订工作。

32．不断完善煤矿安全生产经济政策。继续研究制定小型煤矿机械化改造措施，出台煤矿安全生产经济政策，推动地方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加强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督促煤矿企业足额提取、规范使用安全费用。

33．完善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机制。选择重点地区开展督导调研，尤其对部门间协调等环节进行重点调研督导，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提高事故按期结案率。

34．持续加大挂牌督办、跟踪督办力度。对重大事故和非法违法、瞒报谎报较大事故挂牌督办、跟踪督办，及时向社会公告事故查处结果，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35．严肃煤矿事故查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严肃事故查处，严格执行事故通报、约谈、分析和跟踪督导“四项制度”，着力用事故教训推动工作。

九、加强能力建设，提高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执法效能

36．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在全系统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和研究风气，不断提高执法素质和履职能力。

37．提高监察监管效能。强化监察执法与监督指导，坚持监察执法与宣传教育相结合、与技术服务相结合、与指导地方政府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相结合，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

38．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执法有力的煤矿安全监察监管队伍，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科学执法、廉洁执法，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